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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新教育，究竟是不是一个伪命题？

STEAM、PBL、现象教学法......随着一个个新概念落地本土而渐渐被拉下神坛，越来越多的声音开始在“未来”、“变革”这些名词前踟蹰起来。教育，真的需要朝着新世界高歌猛进吗？

“做创新教育，我的第一个建议是，不要去考虑它新不新。很多时候，那是教育者对自己的一种绑架。”讲出这句话，任竹晞已经从事创新教育整十年了。

任竹晞“一出学社”社长创始人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，研究生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

最早，带着对自己教育经历的反思与遗憾，任竹晞渴望给“精英学生”们更广阔的视野，或从教师这一侧突破，把教育从单一评价体系解绑出来，但收效甚微，老师学生们似乎并不那么需要新方法、新技术；

后来，得到机会进入某公立学校做“全人教育中心”，因与学校的“主流价值观”不符，这群履历光鲜的教育创新者又第一次尝到“被炒鱿鱼”的滋味；

2019年，任竹晞和她的团队终于找到一个走得通的模式，为那些被贴上“问题学生”标签的学生辟出了一个可以喘口气的地方，“一出学社”就此成立。

图注：“一出学社”老师团队集体照

故事并不复杂，对这个创新教育团队而言，“很多事都不足为外人道也”。同样的情节，有了人的情感作注脚，进退之间，就不再像如水过无痕了。十年来，任竹晞始终坚持着初心，想让教育往前更进一步，可面对“进与退”这道命题，她却说，“某种程度上说，我也在‘退’，退出了自己的执念，退出了柳暗花明的感觉。”

一堵墙

“所谓最好的教育，也从没教我们认识自己”

2011年，任竹晞自美国归来，回国创办“一初教育”（一出学社的前身），希望通过实践式、项目式的学习方式，引导学生在丰富的学习体验中找到兴趣和方向。

这一想法得到另一位合伙人的吴霞的响应。一拍即合的默契，来源于两位回溯成长过程中同样的遗憾。

任竹晞的教育经历，可称得上国内“学霸”学生的范式。高中就读于人大附中，赢在高考后，顺利进入清华大学电子信息工程专业。从北京实验中学升入北京大学读金融的吴霞也是这样，最高学府、热门专业，几乎是国内“最好的教育”了。

“可是最好的教育，也从没教过我们怎么认识自己。”任竹晞无奈地笑了笑，“现在回想起来，真的挺可笑的，也很痛。我们当初的选择，都是因为‘不能浪费了这么高的分数’，从没想过自己到底想做什么。”

两位“学霸”创始人因而开始了帮中国“精英学生”发现自我的旅程。可实践却并不顺利，任竹晞很快发现，这种尝试对学生产生的实际效用小得惊人。“我们的项目在非常有限的时间里给了学生们一些体验，却很难触及根本。他们绝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还是在学校，那套价值观太强大了。”

任竹晞曾碰到过一个成绩很优秀的孩子，但在项目中却表现得差强人意，因为总是拒绝合作。这个学生对她说，“我和我的手机就是一个团队，我不需要听别人怎么说。”跟别的孩子聊天，也只是问同学“考了多少分？排多少名？”争夺分数的游戏无可避免地导向了只剩竞争的同侪关系。通过单点突破式的学生项目去松动这种价值观，难度可想而知。

图注：学社日常-零废弃圣诞节

于是方向从学生扩展到教师。任竹晞想，当教师发生变化，学校课堂或许也能成为创新的一环，从而进一步促进教育氛围的变化。然而，这一想法得到的反馈，让任竹晞再一次领略到了变革的艰难。

任竹晞带着团队到学校里去给老师们做PBL等教学法的培训，最多的反馈竟然是“学这些能帮我改作业、批试卷更快吗？”、“明天高三就开学了，我为什么今天还在这里？”、“这是做课外实践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是教主科的。”这并不难理解，对教师来说，影响教职KPI和未来发展的都不在这里。

比起沮丧，任竹晞更多的感受是“困惑”。“我们是不是从不缺少创新理念？为什么一到学校系统里，这些创新的理念、方法就落不下去？”

一道墙横亘在眼前，绕不过，敲不开，到墙那边去探个究竟成了唯一解。

一次实验

“我们成了问题学生的同伙”

恰逢其时，某公立学校希望做出一些创新教育的突破，便邀请“一初”团队进校实践，用“全人教育中心”来做一次实验。

所谓“全人”，即首先将学生当作一个真实的人去看待，而不是只以成绩论长短。这与任竹晞一贯的教育主张高度契合，看起来，这是一次互通有无的合作，还能让团队离一线、真实的教育场景更近，问题的症结或许也能看得更清楚。

事实上，这段经历的确带给任竹晞许多新的思考和启发。

“原来我们并没有注意到。学校里还有那么多学不进去的学生。”据任竹晞观察，1/3的学生学习困难，根本跟不上课堂节奏。还有1/3的学生在“假学习”，“看上去很正常，上课也听，作业也写，但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学什么。”

当这些学生的表现差到被老师停课，他们就会被安排到“全人教育中心”来。团队过去对“精英学生”的专业技术、方法一时间也派不上用场，只能从重新了解学生开始。

倾听学生和让渡主动权的动作，让任竹晞意外地发现，或许学生们最需要的真的不是“新东西”。学生们在这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不管是学科成绩还是人际关系都得到了明显改善，可是“我们只是跟他们聊天、谈心，组织他们结成小组学习，没有用到任何花哨的新东西去教他们。”

图注：由学生发起的英语配音小组

这无疑对这群创新者的既有观念造成了冲击，“过去我们总觉得自己看得多、懂得多，别人不接受是因为他们不懂，可我们真的对他们足够共情了吗？我们真的看到他们需要什么了吗？”

正当新知在重塑教育理解时，整个团队却被学校“扫地出门”了。而此时距离受邀进校，才三个月。校方对任竹晞并不讳言，原本希望这里对被“停课”的学生来说，意味着一种惩戒，短暂的思想教育后要以更“端正”的态度回去上课。然而，学生渐渐喜欢上待在这个“全人教育中心”，甚至比在常规课堂上学得更好。

“在学校眼里，我们成了问题学生的同伙。”这一次的打击，远比之前来的剧烈。任竹晞坦诚，那是她从事创新教育后第一次有“退”的想法，“就是很悲观，在想是不是什么也改变不了，是不是应该放弃......”

一出学社

“我们决定信任对方”

“可是你知道吗？”任竹晞动情而真诚地讲述着，“当你看到了问题的本质，就很难装模做样再去做一些流于表面的事了。”

任竹晞及其合伙人吴霞，连同整个创始团队成员，都各自手握一张漂亮的简历，转身去做光鲜体面的工作，或许才是更符合世俗价值判断的职业规划。但任竹晞似乎并不把那条“未选择的路”看作一种诱惑，相反的，在她当时的心境里，如果就此放弃，那些她一直试图改变的问题，非但没有改变，还成了问题的一部分。

想到那群“被放弃的孩子”，这支年轻的队伍仍然“意难平”。

2019年，“一出学社”正式成立，定位为专门为“问题学生”打造的成长中心。“一出”全人导师、招生负责人黄丹纠正我，可不可以改为“困境学生”——他们没有问题，他们只是被困住了。

在教学一线的见闻让任竹晞感受到，“困境学生”绝大部分受困于周围的不信任，老师、同学，甚至家长，都觉得他们“不配”：不配接受与传统课堂不同的教学体验。

于是，“一出”给出的应对策略也与之前截然不同了。当然，更加灵活开放的课堂教学是标配，只是核心远不在这些教学手段了。大道至简，“一出”教育的关键，唯有“信任”二字。

图注：学社日常-新年活动

“一出”给学生的自由度大到惊人：一个面向12-18岁学生的全日制成长中心，没有必修课，所有课程均为选修；对学生最基础的学分要求是一季度修够5个学分，也就是每天学习两个小时；对学生行为的管理只有三条硬性规定：遵纪守法、不影响他人，不危害学社，在此基础上，作息、打游戏等都由学生自主管理，不受学社干涉。

或是两位创始人的个人风格为这里营造了温柔而坚定的文化，或是团队在教育探索路上愈发信奉的“为学日益，为道日损”产生影响。在常规视角的不可思议中，他们真的这么做了。而且，真的奏效了。

一个曾经从重庆市某重点中学休学的男孩儿，学不进去、人际关系也一团糟，跟老师、父母也只剩争吵。然而在“一出”待了一年后，却顺利地恢复了学业，也开始打开心扉交朋友，整个人的状态都比任竹晞初见他时开阔了许多。

“所以你们到底对他做了什么呢？”我问。

任竹晞回忆，这个孩子在学社里也并没有选几门课，还是每天就做自己的事。“但我想，他感受到了信任。很多孩子最初都不相信我们真的信任他们，他们极度缺乏安全感，所以下意识地反抗一切大人的安排。”而当决定权真的交回孩子自己，他们会意识到，自由也是一种责任。

采访后，我曾短暂想到过杨永信，那个用电棍制服了“问题学生”的“家长救星”。但随即意识到，完全站在对立面的“一出”是如何做出本质改变的：他们从不试图“改造”学生回归“标准”，而是把标尺交给了学生自己。

一条路

“我们一起走出教育的困境”

在教育创新的这条路上，任竹晞终于用“一出”这个产品打通了平衡教育初心和商业运营的难点。

但走心与标准化间的掣肘，仍然存在。在任竹晞地设想中，“一出”或许在未来会多开几家成长中心，但永远无法工业化地拓展下去。某种程度上说，这也是整个创新教育行业的一个小小缩影。回归教育本质的全新生态，需要新的环境、新的关系、新的内容和新的方法共同打造，学生才能切实感受到成长的安全感。这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。

“把蛋糕做大”，因而成为创新者们的共同期待。只是跟那种跑马圈地式的“做大”有着本质的不同，他们希望更多有理念、有能力的人加入进来。

在任竹晞的十年里，她遇到许多同行前辈的支持。“一土教育”成为“一出”的天使投资人，前者创始人华章也曾在运营管理方面给“一出”团队许多中肯的建议；成都先锋学校的校长刘晓伟也讲过一些极具前瞻性、令任竹晞回味隽永的观点：“我们的学校没有五年规划、十年规划，如果有，那也是我的，不是学生的。我怎么可以用自己的规划去绑架学生呢？”

前辈们对她来说，更像是“同行者”，他们互相照亮，给予支持。如今，任竹晞也已然成为创新教育这条路上的“先行者”了。